李超:改善青年失业率需要做好教育和就业的匹配

新浪财经头条 2022-10-11 00:00 原文链接:点击获取

本文字数:3800字

阅读时间:10分钟

一、整体失业率改善的原因

目前青年失业率在19%左右,整体的失业率8月份为5.3%,预计9月份以后还可能进一步下降。这样来看,未来失业的压力没有经济增长想象那么大。首先看为什么整体失业率逐月改善?青年失业率是失业率中的一部分,失业率的改善以及相对偏低的情况其实与农民工返乡有非常大的关系。疫情等其他因素使得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压力较大,所以出现了比较多的返乡行为。而调查失业率时不是根据户籍,而是只要在一地连续居住六个月就属于调查失业率的样本,所以是需要统计农民工的,但如果农民工选择返乡,他就不属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样本了。每年对调查失业率影响最大的两个变量,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农民工,这使得每年调查失业率的季节性表现非常明显。二三月份农民工在返城找工作时,容易形成摩擦性失业,导致调查失业率上冲,之后就会自然回落。在七八月份前后,随着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会形成一定的供给上升引起的调查失业率的阶段性上行。农民工返乡后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会减少这个变量的扰动。现在,在大城市里可以普遍感受到包括装修队、育儿嫂甚至餐馆服务员招不到人的情况,这些农民工暂时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他们回到农村地区之后就不再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样本。从就业人口的统计定义来看,每周为取得收入工作一小时以上就算就业了,这些人口即便在一些小城镇打一些零工也算灵活就业,所以它成为调查失业率下行的最重要原因。现在我国有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即便经济可能还没有回到潜在增速,尽管它是一个弱修复的状态,但调查失业率已经在总体改善。

二、青年失业率较高的原因

青年失业率比较高的问题也是多因素形成的,其中的根本性因素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专业设置与市场的需求出现了比较大的背离。因为劳动力市场与教育体系需要有一定的关联度匹配,但在现实中这种匹配并不强。我们普通的技工、护士甚至幼师的需求比较大,理论上应该用相应的教育体系的分流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大学生本身匹配的就业岗位相对缺乏,那么高校就不能盲目地扩招。当然我们采用了一些软性做法,比如鼓励考研、推迟毕业、鼓励大学生参军等等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间接化解,但这不是根本性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中要做更多的工作,首先要做好教育和就业的匹配,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高,中高收入群体不断增加,他们的子女对就业本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当我们没有相应的岗位匹配时就面临比较大的困境。

去年以来对一些行业监管政策突然间加强,使得部分行业的就业岗位变得十分紧张,比如教育培训。这种情况下,这些失业人员短时间内想再就业到其他领域中是比较困难的。国家整个“十四五”产业结构调整表示要更多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第三产业,我们放弃了原来预期它的占比不断增加的目标。劳动力市场、学校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没有适应这样一个大方向的改变,这也是目前青年就业压力比较大的深层次原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就业政策和教育体制的设置是否应该适应“十四五”重大经济产业结构变化,这其实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甚至快速落地的。如果非常坚定地进行根本性方向的改变,即我们要告别房地产、拥抱制造业,那么房地产就业的人群能否顺利地转移到制造业,未来在培养各方面人才的角度是否要更加匹配制造业等,这些问题都要有相应的对策,这样才能系统性地解决当下青年失业率比较高的问题。

如果总体调查失业率明显下降,但结构数据出现较大问题时,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总量性的政策应对青年失业率的问题,比如财政、货币政策是否做更宽松的调整来适应这个问题呢?如果总体宏观调控目标更多地倾向于保就业而不是稳定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比如我们经济还没有回到潜在增速,但调查失业率已经在目标之下了,这个时候是否需要上比较多的需求政策,这值得研究。目前通胀还面临潜在风险,虽然水平不高,但国际供应链还比较紧张。海外处在高通胀的水平上,这使得国内宏观政策设定非常复杂。从实践看,由于海外有高通胀且供应链不稳定,当前经济修复比较弱,并没有回到潜在增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把握政策的冗余度,不敢剧烈地刺激总需求,一旦刺激总需求确实存在通胀上行的风险。中国的CPI没有超过3%,核心CPI也没有过高,为什么不能刺激呢?一旦刺激后,从央行的工具来讲,未来一旦出现一些经济的意外就没有空间了。从就业角度看,如果整体调查失业率不高,我个人也不赞同通过总量政策解决结构问题,这里一旦刺激过度,通胀可能会衍生更多的问题,所以对解决当下的就业问题,我不赞同通过总量性政策来应对当前的所谓青年失业率高企的问题。

当然大家通过一些数据可能会质疑总体失业率存在失真的问题,认为失业率根本就不准,欧美的失业率更加能够反映真实状况。我们整个调查统计制度实际上是从海外借鉴过来的,并没有加入过多的中国特色。邻国日本的调查失业率只有2.5%,这么低的失业率,他们经济不比我们差多了?原因有二,第一因为日本的企业不裁员,第二因为妇女劳动参与率比较低,一旦有疫情或者金融危机时,妇女就快速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失业率也不明显攀升。所以,每个国家有其客观就业环境,不能简单地质疑我们的调查失业率比较假。

三、失业率准确性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目标失业率5.5%这个值设计的准还是不准?由于我国2018年初才开始公布调查失业率,过去这个数据并不完整,所以不能作为宏观调控最主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在制定调查失业率目标时不能简单根据奥肯定律去制定,经济增长和失业率长期有一个稳定关系,可以根据潜在需要实现的经济增长水平假设未来没有经济增长目标,从而设计一个调查失业率目标。但因为这个数据不是长期数据,所以我们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了调查失业率目标,这多少也会遭受一些质疑。从2018年至今的实践来看,5.5%的目标基本是合理的,我们一直没有出现较大的社会稳定问题。很多人问我,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两个指标理论上应该是高度相关的,比如经济增长目标没有实现,最后一定会出现失业问题,但是失业问题不严重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刺激经济?答案是不一样的。GDP衡量的经济增长是物量的反应,而失业率更多是社会稳定的问题,只要社会稳定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必要过度地去使用刺激变量。尤其现在我们提出了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概念,在国际上可能会出比较大的危机和动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子弹”自保,如果过度在短期追求需求侧政策,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总之,虽然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奥肯定律能够去对应比较好的目标,但目前5.5%的失业率目标是基本合理的,没有必要上总量性政策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灵活就业人口比较多也是大家质疑失业率准确性的因素之一。中国有两亿灵活就业人口,这是统计局官方公布的口径,我预期灵活就业人口在四、五千万左右。两亿的灵活就业人口的统计方式的口径非常大,比如一些新兴就业岗位,比如网络主播、公众号写手和电子竞技等都算作新增的灵活就业人口。有人说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家从事电子竞技也算就业了。虽然这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就业”,但从客观角度来看,这部分人群并没有引发社会稳定问题,所以这也不能说失业率有太大的偏颇。当然这些灵活就业人口的稳定性也存在潜在风险,我们最好还是要增加一些我们熟悉的岗位或者国家政策导向的未来经济结构转型所需的岗位,从而新增加就业的点,尤其是围绕制造业包括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但这些领域又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对技术的要求相对比较高,二是现在更多地走向机械化、自动化、人工智能、无人工厂,而这些行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效果是比较小的,所以这又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四、政策建议

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怎样根本性解决中国就业出现的核心问题。

一是不能用总量政策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是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应该有专门的方法来解决。首先未来在第三产业、服务业等出台整个产业结构调整时,不能一下搞得特别剧烈。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速并不是特别强,窗口期不长时,一旦迎来了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就开始做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力度就有点过大了,未来在处理过程中需要有一些缓冲机制来缓解阶段性就业冲击。其次从中长期的构建来说,学校的教育体制、专业招生以及与职高的衔接等各方面的设计都应该更加匹配社会的需求度。

三是要重视就业相关的文化。因为从全球整个发达经济体趋势来看,形成了所谓的“宅经济”“躺平”等等这一系列的趋势,其实并不好。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要劳动创造价值,所以从社会意识导向上要扭转这些不好的预期,当然这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唤醒相应的就业意识,共同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就业比较复杂的环境。